【摘　要】1980年代以来，中国农业生产呈现出"两减一增"的状况，即耕地减少和务农人口减少与农业产量增加，其重要原因是生产方式的变化。改革开放以后恢复家庭经营，但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不同，愈来愈多的社会化要素进入农业生产领域。当今的农业生产已改变传统格局，成为一个跨产业、跨地域、跨家庭的行业。农业生产经营的外部性成为农业生产增长的重要源泉和动力，但这种外部性对于农民经营的实力没有带来实质性变化。农民经营能力与农业生产能力的增长不是呈正比的，与农业生产能力增长相比，农民经营能力反而有下降的趋势，家庭经营的脆弱性日益明显。农业生产能力与农户生产能力的不同步，给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提出了一个严肃的命题，即中国的农业现代化不仅要解决农业生产能力问题，而且要解决农民生产能力问题。

【关键词】农业；农户；生产能力

中国的农业生产经营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能力与农户生产能力应该是密切相关的。但是，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农业生产能力持续提高，而农户生产能力并没有与之相应提高，反而有相对萎缩的趋势。农业生产能力与农户生产能力提高的不同步和非均衡性，说明我国农业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愈来愈高，农业生产领域也进入到社会化大生产过程之中。但与工业或者发达国家的农业不同的是，作为我国农业基本生产单位的农户仍然属于小规模经营，作为农业生产的微观细胞——农户的活力不够，能力不强。这种“大生产与小农户”的宏观与微观不对称格局将长期制约中国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同时也说明，在中国，农业现代化可能解决农业问题，但不一定能够解决农民问题。本文试图从社会化小农的视角对这一问题作一探讨。

一、农业生产能力的提高及其相关因素

生产能力的概念来自于企业，是指在计划期内，企业参与生产的全部固定资产，在既定的组织技术条件下，所能生产的产品数量，或者能够处理的原材料数量。同时，它也可以用于更广泛的生产领域，主要是反映生产可能性的一个指标。具体体现在生产规模、数量和效益等方面。

农业生产能力是指农业产业领域获得产品的能力。2005年中央1号文件的题目就是《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这是第一次以中央1号文件的标题点出农业生产能力问题。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且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从满足人口和现代化建设需求来看，中国的农业生产能力长期处于相对不足的状态。与此相对应的是农产品长期处于供给不足而不是过剩的状态。正因为如此，新中国建立后，执政党长期实行“以粮为纲”的政策。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目的也是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提高农业生产能力。总的来看，中国的农业生产能力呈不断提高的走势。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生产呈现出“两减一增”的状况。①

所谓“两减一增”是指在耕地减少、从事农业的人员和时间减少的条件下农业产量增加。1978年中国的粮食生产总量为30477万吨，2010年粮食生产总量达到54641万吨。1978年中国总人口是9.6亿，2010年中国总人口是13.41亿。粮食生产增速超过人口增速。中国因此结束了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粮食短缺的状况。

更重要的是，1978年以来的粮食增产是在耕地和务农人员及务农时间“双减少”的条件下实现的。1978年我国耕地面积为近15亿亩，2010年为18.26亿亩。耕地绝对面积有所增加。但是这一增加有统计上的改变。如1995年耕地面积才14.24亿亩，1996年突然增加到19.50亿亩。至1996年之后便呈逐年下降的趋势。特别是1990年之后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大量优质高产耕地被占有。如历史上中国的两大“粮仓”——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的耕地急剧减少。新增的耕地大多质量不高或者有待提高。1978年农业从业人员为2.84亿，2010年农业从业人员仍然只有不到3亿。更重要的是，1978年的农业从业人员基本上是完全务农，而2010年的农业从业人员相当部分具有兼业性质，“农忙务农，农闲务工”成为常态。农民常年务农时间比1978年大大减少。

在耕地和农民劳动减少的情况下实现农产品产量增长，这说明了农业效益的提升。而农业效益是农业生产能力的重要体现。

那么，1980年代以来，中国农业生产能力的提高主要依靠什么因素呢?早在1980年代，执政党领导人就提出，发展农业生产“一靠政策，二靠科技”。这一思路为实践所证明。1980年代以来中国农业生产能力的提高主要是依靠传统农业外部性条件的变化。传统农业生产能力主要取决于农业生产内部，在土地规模不变的情况下主要依靠农业劳动投入。而劳动投入愈多，其边际效益就会愈低，从而出现所谓“过密性增长”。②因此，传统农业生产能力的提高是十分有限的。1980年代以来，中国农业生产能力得以大幅度提高的重要因素就是农业生产不再局限于传统生产内部，而是进入到一个社会化大生产过程之中。

生产能力取决于生产要素。生产要素愈多质量愈高，生产能力就愈强。1980年代以来，科技(包括农药、化肥、良种等)、机械装备、信息等先进生产要素进入农业生产领域，推动了农业生产能力的提高。据农业部权威说法，至2009年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率已达到50%。③特别是种子的改良大大提高了农业产能。如山西省大同市良种对农业增产贡献率达45%。④自1998年中国的化肥产量便已达2956万吨，占世界总产量的19%，居世界第一位。近年还在持续增长。这些传统农业生产领域所没有的生产要素进入农业生产领域之后，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能力。传统农业生产属于自给自足的生产，产品的商品率和农业的市场化程度都很低。1980年代以来农业生产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农业生产的市场化程度迅速提高。农业生产进入或者被卷入广阔的市场领域。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农副产品产量大幅度增加，以不断适应和满足市场的需求。农业效益因此得以提升。特别是出现了大型农业公司。而开放的农业市场经济又促进了农业生产内部分工及专业化生产。愈来愈多的专业性生产进入农业生产过程。农业生产过程不再是一家一户所完成。专业化分工促进了农业生产能力的提高。

总的来看，1980年代以来，农业生产已改变局限于农业内部和农户内部的状况，已与工业和其他产业一样，属于社会化大生产的范畴。从生产资料、生产过程，到生产的产品，都是社会共同活动的产物。农业生产已成为一个跨产业、跨地域、跨家庭的行业。这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重要标志，也大大提升了农业生产能力。正因为如此，2005年中央1号文件的提法是“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也就是农业生产能力是不同要素共同构成的，而不仅仅局限于传统农业生产领域。

二、农户生产能力的相对萎缩及其限制

我们必须注意到，1980年代农业生产能力的提升主要是依靠外部性条件的改善。农业生产经营的外部性成为农业生产增长的重要源泉和动力。但这种外部性对于农民经营的实力没有带来实质性变化。农民经营能力与农业生产能力的增长不是呈正比的。相反，与农业生产能力增长相比，农民经营能力有下降的趋势，家庭经营的脆弱性日益明显。

一般来讲，宏观生产能力与微观生产能力是呈正比的。如工业生产能力是各个工业企业生产能力的总和。但中国的农业生产能力的形成有所不同。农业生产能力是包括农业、工业、服务业在内的各个产业的生产能力共同构成的，具有鲜明的跨产业的特性。它不仅仅是微观农户生产能力的总和。1980年代农业生产能力的提高主要得力于传统农业和农户之外的社会化因素或者说外部性条件的改善。这种情况的重要后果是，作为农业生产基本单位的农户的生产经营能力与整个农业生产能力的提高是不同步的，甚至具有相对下降的特征。

所谓农户生产能力，是指农户生产的可能性。我们可以如下指标来度量。

其一，耕种面积。土地是农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耕种面积与农户生产规模是一致的。任何生产能力都与规模相关。1980年代以来，中国农户的耕作面积没有太大改变，反而有下降的趋势。1978年我国户均耕地为10.83亩，2005年则为8.53亩。虽然亩产量大大提升，但面积减少，户均生产总量仍然有限。

其二，生产人员。农业生产人员是农业生产能力中最有活力的因素。1980年代以前，农业劳动力主要从事农业生产。1980年代以来农村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大量青壮劳动力外流，甚至完全脱离农业生产。农业生产的女性化、老人化的趋势日益明显。有的农业大省从事农业的女姓已占65%以上。农户内部的兼业性愈益明显。最有能力的人外出务工，能力弱些的人在家务农。不仅农业是弱质产业，且农业从业人员是弱质人员。作为农业生产组织细胞的农户缺乏活力，质量不高。这是制约农户生产能力提高的重要因素。

其三，生产工具。生产工具直接决定了生产能力。农业生产落后于工业生产主要在于生产工具。1980年代以来，农业生产工具的先进性有所提高。但就单个农户而言，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的拥有量并不大。一则农户耕作面积太小，使用先进生产工具没有必要。二则单个农户自己拥有先进的生产工具不合算。

其四，生产效益。生产效益是生产能力的直接体现。应该说，农业的社会化大生产也促进了农户生产产量的提高。但是，产量的提高不等于效益的提高。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化大生产使农户的生产成本迅速上升。如农药、化肥、种子等生产资料需要农户出资购买，且农产品价格的增长经常低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增长，由此造成农户“增产不增收”。农业市场化使农户生产除了承受自然风险外，还必须承受市场风险。专业化分工减轻了劳动负担，但增大了现金支出负担。有相当部分外出务工的农民是基于开支的扩大而不是简单的增加收入。从1990年代初，农民就开始通过外出务工进行自我“以工补农”。

其五，生产收入。收入是生产能力的最终结果，也是农民生产能力能否扩大的来源。自1980年代以来，农民的收入有了大幅度提高，但总体上看收入水平还较低。2009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5153元，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7175元有相当差距。而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非农。随着农民生活消费的社会化，农民收入中的相当一部分要用于日常消费。农民自有收入中几乎没有什么剩余资金用于扩大再生产。在非农生产领域，扩大再生产的资金来自于经济组织，而农民需要自我筹措扩大再生产的资金。如果收入不多，就难以依靠自己的能力扩大再生产。当今，农民自我扩大再生产的能力还很有限。特别是因为收入不高，且无法通过扩大再生产增加收入，会进一步促使优质农民外流非农产业。由此会形成恶性循环。

正因为以上原因，自1980年代以来，尽管我国的农业生产已步入社会化大生产的轨道，但在这一轨道上运行的农户仍然属于小农。依照生产能力来看，我国绝大多数农户属于小农，中等农户不多，大农户更是极少。

造成农业社会化大生产与农民社会化小农并存的原因很多。其中，既有外部性原因，也有内部性原因。在外部性原因当中，有农民负担沉重，农产品价格相对较低且跟不上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幅度，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和农村教育水平落后等。从内部原因看，有土地规模、优质劳动力外流、村庄共同体的衰败等。1980年代以来，国家政策主要用于改善农业生产的外部性条件。如取消农业税，提高农产品价格，给农民生产以补贴，实行农村义务教育全免费，加强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等。但是，造成农民生产能力低下的内部性原因却没有太大改变。最为核心的是土地制度。国家长期将土地视之为农民最大的社会保障。⑤家庭经营造成的土地细碎化经营模式很难改变。既然土地作为社会保障，其经济效益的因素必然会降低。农民在小块土地上经营的模式很难改变。这种模式的延续使农民的生产能力难以提高，必然造成优质劳动力进一步外流，村庄共同体的衰败也是难以避免的。

三、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两个提高”

农业生产能力与农户生产能力的不同步，给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提出了一个严肃的命题。这就是，在中国，农业现代化不仅要解决农业生产能力问题，而且要解决农民生产能力问题。扩大来说，中国现代化在解决农业问题的同时，必须解决农民问题。

农业现代化是指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过程和手段。在这个过程中，农业日益用现代工业、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经济管理方法武装起来，使农业生产力由落后的传统农业日益转化为当代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农业。实现了这一转化过程的农业就叫做现代化的农业。但是，农业现代化不仅包括技术方面，还必须有组织作为依托。如工业大生产除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之外，还有先进的企业组织制度。

从世界发达国家的农业现代化来看，除了有发达的农业技术以外，同时有发达的农业生产组织，农业生产能力与农户生产能力是同步的。如美国的农业生产尽管也是家庭经营，但其生产能力相当强。美国现有3亿人，但仅有农民400万人左右，平均每个农民可供养人口超过75人。我国大约有14亿人口，农业人口却有3亿多，平均每个农民供养人口不到5人。以此计算，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的1/15。⑥而其中的重要因素是美国农民人均耕种面积大大超过中国。大规模耕种为美国的农业现代化和农户生产能力的提高提供了基础性条件。因此美国的农民可以说都属于大农。农业的大生产与大农户是相对应的。

而以上情况是长期历史形成的。美国是新大陆。当资本进入美国时，面临的主要是农业劳动力的短缺，因此才有贩卖黑奴的问题。直到当今，农业劳动力短缺仍然是一个问题，从而有大量墨西哥人的涌入。中国是一个农业古国，长期存在的是人多地少的问题。进入近代以后，基本国情是资本短缺，劳动力过剩。为了解决所有人口的基本生存问题，近百年的基本国策是“耕者有其田”，土地经营更加均等化、细碎化。直到当今，土地仍然作为农民的最大社会保障。而保障是与人相伴，不能变动的。换言之，土地在中国更主要的是生计和公平，而不是经济效益问题。也正因为如此，土地在中国是一根难以逾越的“红线”，家庭经营也成为国家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

家庭经营作为基本经济制度不可动摇，但是，如果家庭这个“细胞”不活，能力不强，家庭经营制度就难以显示其优越性。这正是近年来不断有人质疑中国实行“分田到户”合理性的原因之一。而在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恢复过往的人民公社制度也是不现实的。农业，从其特性来看更适合家庭经营。但也不能将家庭经营制度固化，甚至僵化。家庭经营只是就生产经营单位而言的，并不是说一定要有多少家庭从事农业经营活动。1980年代以来，中国在解决农业外部性条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但面临的重要问题是农业内部性条件的改善相对不足，特别是农户的生产经营能力不强。由此有可能限制农业现代化的深化。农业的大生产不可能长期建立在小农户基础之上。

总体上看，提高国家的农业生产能力与提高农户的生产能力是可以相互并存和促进的。但由于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它们之间也会有矛盾。这就是在农业生产愈来愈依靠外部性条件的过程中，会增加农户的经营负担，特别是对货币的渴求。而对于农民来说，不差劳动，只差钱。这种困境是农民自身无法摆脱的。因此，在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除了继续改善农业的外部性条件以外，要将重心移向改善农业的内部性条件，特别是增强家庭细胞的活力，提高农民的生产能力。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生产发展”是基础，提高农户的生产能力又是基础的基础。